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重点抓好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和用药安全，控制药品价格上涨。”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用药，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公众基本用药权利、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主委、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高体健认为，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大意义。

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眼里，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同样是缓解目前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看病贵”问题的“一剂良方”。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近年来备受“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周超凡就曾在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在“两会”期间递交了有关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提案。

去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更是将“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写进了报告当中。

基本药物的遴选

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对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而言，人们关注的首先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当中基本药物的遴选工作，比如“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究竟包括什么品种，包括多少品种。

“国家这次要制定和遴选的基本目录都是核心品种，我估计将会有300多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李大魁说。

资料显示，早在1977年，WHO就提出了基本药物的概念，其相关倡导和推广工作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响应。目前，约有16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正式的基本药物目录，获得基本药物的绝对人数比推广之初增加了2倍。

依据“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应用方便、中西药并重”的遴选原则，我国于1982年公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并且每两年修订一次；2004年进行调整时，收载773个西药品种、1260个中药品种——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基本药物目录所囊括的药品品种数量基本上不超过500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实验动物中心副主任兼实验动物室副主任岳秉飞建议，首先，在遴选基本药物时，国家不但要考虑不同疾病种类的需求，还要考虑不同地区发展的需要；其次，遴选过程要采取更加严谨的遴选程序，参加人员应有不同层次和地区的代表性，遴选专家应签订利益声明，避免受生产企业影响，而且对于审批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纪律和法律方面的约束。

根据相关人士的说法，今年，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和推进工作将从建立基本药物目录入手，同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基本药物目录遴选的原则是围绕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重点疾病、常见病和多发病，优化品种类别和结构比例，遴选基本药物核心品种。

可供应性、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着力在药品生产、流通、使用、价格管理、报销等方面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先期选取18个常用品种的基本药物和10个定点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并在10余个省市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的采购和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意味着，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不仅仅要出台一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定点生产、政府定价、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规范使用和支付保障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并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或手段，提高基本药物的可供应性、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保障群众享有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基本药物。

在“两会”前夕召开的“首批城市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工作总结会”上了解到，自去年11月16日定点药品正式上市以来，10家定点生产企业先后召开了9次大型推介活动，在北京、大连、石家庄、昆明、济南、重庆、南京、成都、徐州举办新闻说明会、产品推介会，向超过700家药品配送商业公司、1000家社区、农村终端诊所宣传定点政策、推介定点产品。

通过第一阶段近3个月的大规模市场宣传推广活动，主流药品配送商业公司对国家定点政策已经有初步认知。在一些省份，定点生产品种直接入围全省各级采购目录，有些直接入围到当地的新农合、社区采购目录。

但是，定点生产企业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岳秉飞委员说，由于各地区城镇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在采购药品时实施属地化管理，这些定点生产的基本药物被采用的比例还不高，这项好政策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另外，基本药物的价格实行全国统一定价，许多公立医疗机构对这些基本药物的采购积极性不高，大面积推广受到阻碍。

行业人士认为，医疗机构对定点产品的优先使用是实现政策惠民的关键。但是在“以药养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未实行零差率销售的医疗机构，在顺加作价机制下，使用廉价定点药品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定点药品生产制度的推广就遭遇一些障碍。

究其原因，岳秉飞委员认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配套措施尚不完善，各地区在贯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上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地方保护观念较强；医疗改革整体方案还没有出台，公立医院的医药采购政策没有调整等……这些都将成为该制度顺利实施的阻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流通配送、规范使用以及支付保障、价格控制等相关工作，着力提高基本药物的可供应性、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

基本药物制度应与医改相融合

谈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真正落实，岳秉飞委员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要不断完善医疗保障支付报销机制，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确定为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要全面实行国家基本药物报销的制度。也只有这样，这项制度才能真正落到实处。”高体健委员与岳秉飞委员的观点不谋而合。

事实上，早在去年“两会”期间亦有委员提出过同样的建议——2007年“两会”，十届政协委员周超凡建议国家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合二为一。

除报销之外，委员们关注较多的是“以药养医”的问题给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带来的压力和障碍。

——“即便众多品种进入了新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但如果医院‘以药养医’的现状不改变，而且政府在政策、财政上的支持不到位的话，基本药物目录当中的品种难免最终走上‘招标药品中标亦死’的‘不归之路’，所以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关键是在使用环节。”高体健委员表示。

——“如果‘以药养医’的现状不改变的话，医院为了生存肯定会很关注药品差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只是制定药物基本目录，并不能解决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该项制度的建设实际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配套工程。”李大魁委员说。

针对上述问题，高体健委员建议，“在强化政府责任、切实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国家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卫生投入，保障公益性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从而为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创造良好的条件。”

岳秉飞委员建议，国家要制定一系列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的政策，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价格管理、报销等各个环节配套措施，积极推进这项制度。

除此之外，有些委员对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与落实需要的不仅仅是“配套措施”，其深层次所触及的是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问题。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它的建立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化、集约化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而且必须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以及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协调发展。”高体健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