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江岸区花桥街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两层楼，按照统一的要求装修成深绿色，公共卫生科、心理咨询室等不收费的部门占据了2楼的一半。

程锦荣是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2005年，他和兄弟姐妹一起出资121万元，招标中得这一服务中心。

目前，武汉市具有老程这样服务功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9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365个，分别由社区卫生院转制，以及由大医院、企业医院、民营医院和私人创办。

武汉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是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快速成长的缩影。9月16日，卫生部在杭州召开社区卫生服务研讨班。此前的8月2日和9月4日，这样的研讨班已先后在成都和武汉召开。

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司长杨青透露，目前我国已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000多个，2007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投入80亿元，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扶持力度。

摸索新路

9月4日，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58名代表汇聚武汉，武汉、宁波、成都、北京等地的代表，介绍了各自的经验。

“各地都在探索社区卫生服务的新路子，只是武汉、成都和宁波等地走得比较靠前。”武汉市卫生局相关人士表示。该人士指出，武汉和成都等地的模式有可能向全国推广。

“北京、上海等地的社区医疗，是建立在强大的财政基础之上的，对于大多数地区，可操作性并不强。而武汉等地的模式，花小钱办大事，更容易被各地接受。”上述人士表示。

以武汉为例，采取的是政府出资“购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的方式。社区医院自负盈亏，政府按照社区内每人26元给予补助。仅此项支出，全市每年就达到1.5亿元。

宁波的模式与武汉类似，但有着更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市县建立社区卫生领导小组，街道设立公共卫生管理员，社区设立公共卫生联络员。宁波市提出了城市“十分钟服务圈”，农村“二十分钟服务圈”的规划设置要求。宁波市对社区拨付的经费，超过了人均50元。

而北京东城区则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从医疗系统中分离出来，退出市场领域的竞争，成立副处级编制的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其工作人员“吃皇粮”，年均收入4.5万元，由区财政拨付。同时实行“收支两条线”，切断了个人收入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经济联系。

成都亦采取“收支两条线”的模式，其在武侯区玉林社区的试点，被称为“玉林模式”。这一模式将在2008年扩展到全部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收入与业务额都完全分开，运行费用由政府财政拨款。

武汉样本

武汉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启动于2004年底，因其注重实效而被称为“武汉模式”。

对于武汉红钢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姚汉金来说，转制是个艰难的旅程。该中心2006年8月由青山区第一医院转制而来。“我们医院的妇产科曾经红透武汉，青山区1970年代的人大都是这里出生的。”

但随后，离该医院200米的地方，一座21层高的武钢医院挺立起来。

更名让全院100多名职工感到难以接受。但无奈之举，却让这家医院“柳暗花明”，门诊量和住院量保持15％以上的增长，群众满意度也由60％上升到了85％。

“在这里看感冒，三天也就是100块钱，要是去了大医院，没500块钱怎么行？”前来就诊的童森街老人告诉记者。

根据武汉市的政策，社区医疗机构对前来就医的患者，实行门诊挂号费、诊疗、注射服务、住院诊疗和护理服务费等“5免”，对低保人员实行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肝功能、胸透、心电图等6项检查减免20％的政策。

根据该市的规划，全市58家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必须对口支援2—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今，已经有1012名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到社区工作。

程锦荣向记者表示：“我要求我们的医生，开出的单个处方，必须在40元以下。”

为了控制药价，也从源头上控制药品质量，武汉市规定，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药品统一配送，由各区卫生局统一招标采购，按照本地市场最低价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直接配送药品，这可以使药品零售价格下降20％。而在全市2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行的“医药分开”，则可以使药价再降40％。

成长的烦恼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鼓励企业医院、大学医院和民营医院竞争，择优审批。目前，武汉市有8家民营资本创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但在程锦荣看来，有色眼镜依然存在。

曾有观点说，“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亲儿子，而民营的是抱来的，有了资金应该先考虑自己的儿子。”这一言论遭到了程锦荣的反驳，“城市居民每人26元的经费，不是拨给‘儿子’，而是拨给社区内的居民。”

此外，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认知度，也有待改变。姚汉金表示，“有的病人看个感冒，也要到大院去排队挂号。”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负盈亏，“以药养医”的现象依然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社会医学系主任卢祖洵认为，社区医疗的发展方向，还是要“医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