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能再多报销点，就好了。”去年6月，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的山东省章丘市垛庄镇温桑村村民部德叶，花一万多元做胆结石手术，报销了2000多元。部德叶常年有病需要照顾，两个女儿还在读书，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她希望，新农合能多带给农民实惠。

目前，新农合在全国试点市县中，筹资使用比例平均仅为27%，受益人口仅达到参合农民总数的4.2%。报销比例不高的现状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业内人士提出，提高报销比例才是新农合推广的关键。

大笔资金都在睡觉

“去年下半年收缴的合作医疗资金在2000万元左右，实际为农民报销支出只有70万元。”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政协副主席魏存年告诉记者。

锦州市义县2006年前七个月时间，仅报销了185万元，尚不足筹资的1/4。“锦州市黑山地区新农合的报销比例，甚至在5%左右。”锦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于连京说，当地政府部门却将此视为该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平稳。

试点市县制定的新农合政策中，报销比例过低，农民体会不到新农合带来的实惠。因此，希望提高报销比例的农民不止部德叶一人。

辽宁省康平县方家屯镇镇西村三组赵淑媛小腿骨折，住院13天、花了一万多元，新农合给她报销了3000元。“7000元不是小数。我们家只能拿出1000元，其余的钱全从亲戚、朋友家借来。”

“卫生院的药品报销了20%后，还是感到贵。”章丘市曹范镇南邓村村民刘继春认为，医院报销比例还是偏低了，自己感觉不到太多好处。

按政策规定，新农合筹集资金中，仅留5%作为风险基金应对突发事件，其余95%都要用在农民患者身上。可记者了解到，全国除了上海等地由于筹资渠道多、资金管理水平高，资金使用率能够达到75%以上外，其他试点地区的大笔资金都在沉睡着。

沉淀资金出现挪用

“高节余资金率不是一件好事。”上海市卫生局局长陈志荣提出自己的担心。陈志荣的观点，得到了新农合专家组成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蒋中一的赞同。

蒋中一在调研中发现，新农合沉淀资金率高后，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资金是条高压线”，但是“天高皇帝远”地方挪用沉淀资金的现象已经浮现。

他告诉记者，一些试点地区的财政困难，新农合出现的沉淀资金在当地政府眼中就成了一笔救急钱。挪用也就理所当然了。而且，尽管新农合在国家层次面宣传可谓轰轰烈烈，但是地方不少一把手并不了解其真正含义，这也为挪用资金开了一扇门。“他们都觉得，大量的沉淀资金放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发工资呢。”蒋中一反复强调，节余资金完全可以累加至第二年使用，也可以应对不定时发生的流行疾病或其他疾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在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告诉记者，目前主要挪用表现在地方财政性支出，比如发放公务员工资等方面。“而且，新农合推广扩面之后涉及更多贫困地区，如何加强审计新农合资金的收支情况，也应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他说。

二次补偿难破僵局

针对筹资使用率低、资金沉淀率高的问题，试点地区的政府部门也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二次补偿的概念就在实践中被总结了出来。

所谓二次补偿，即在按照新农合给出的一定比例报销医药费后，利用节余资金选择一些农民患者进行补偿报销。在不少人眼中，二次补偿成了破冰报销比例低的一大策略。记者了解到，目前陕西等不少试点地区都在执行二次补偿。

“农民反映报销医药费用低，我们用二次补偿大大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卫生局局长告诉记者。地方官员们认为这一政策对新农合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此，进行二次补偿时，他们常常敲锣打鼓进农户家，“仪式搞得比参加新农合时还隆重”。

这一做法能否切实减轻参合农民就医负担呢？回答是否定的。

蒋中一告诉记者，二次补偿只是权宜之计。新农合政策中并无二次补偿的规定，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补偿比例甚至如何选择人群等一系列问题都处于无规则的状态。换言之，二次补偿完全是被人为控制和操纵的，甚至还可能成为挪用新农合资金的一个借口。“挑选补偿人群以及资金多少，都可能戴上个人偏好的有色眼镜。” 

“敲锣打鼓送钱上门，是政绩工程的一大表现。”蒋中一称，新农合的资金本该用在农民身上，可二次补偿让资金变味了，似乎成了政府对农民的一项恩惠。“新农合代表着一种公平、公正的制度，而不能演变成为县长或局长个人偏好和人治的一纸批示。”

提高新农合报销比例和筹集资金的使用率才是让农民受惠的硬道理。1月初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不少厅局长也都表示，各地新农合管理部门提高报销比例，让农民切实体会到受惠，新农合才能被真正推广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