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检测和被剔除的死者

在莫以贤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报告》中，一共列举了9个艾滋病患者病例（包括阿辉母亲陈妮在内，事实上是10例）。

这9个病例是莫以贤7年来重点检测的对象，莫依据他们病情的发展变化，得出克艾特有关疗效的结论。

除阿辉外，记者详细查看了其他8份病例。除了“病例3”之外，其他7份病例都是完全一样的模式：患者服用“克艾特胶囊”后，cd4、cd8均上升。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中至少两个病例在血样检测与本人陈述之间存在极大矛盾。

王营村患者陈印红称，他是在2004年开始服用克艾特的，坚持了1年半，感觉对病情没有多大帮助，于是改服鸡尾酒疗法药物。

然而，在有关陈印红的7份血样检测报告中，却有5份报告的检测时间是2004年以前，最早的一份，落款日期为2002年6月28日。

上蔡县王营村患者骆真已于2002年7月29日发病去世，她生前曾服用过克艾特胶囊，并被当作病情已经好转的典型病例用于宣传 王琪/摄

与陈印红病例中存在的情况一样，王营村另一名患者韩中云的第一份检测报告的时间，也与他对本报记者陈述的时间相去甚远。

2007年12月18日，本报记者在王营村找到了韩中云。这个37岁的中年男子从1989年开始卖血，被传染上艾滋病。

韩中云说，他是在2003年7月开始吃“老莫的药”。但是，在莫以贤的《报告》中，却有一份落款日期为2003年4月的检测报告显示，韩中云在接受这次检测时，莫已经用克艾特对他进行了3个月的治疗。

在王营村数名服用过克艾特的患者中，两名女性患者骆真、张献枝已经死了。

骆真死于2002年7月29日。她的婆婆为儿媳的不幸喟叹不止，她说：“再过几个月，大白片（鸡尾酒疗法药物）就进村了，要是能吃上这个药，兴许能捡回一条命。”

这个病逝时年仅41岁的女人生前服用了多长时间克艾特，她的公公婆婆已经忘记。对于克艾特在骆真身上的疗效，她的公公侯扫盲说，最大的疗效就是能让人吃饭。

文楼村患者程建中向记者演示“药物加温吸入器”的使用方法。该仪器的生产厂家宣称，患者使用完2-3台这样的仪器，艾滋病就可治愈。然而，这个仪器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却没有人知道。 王琪/摄

在莫以贤的一个网站上，骆真和张献枝都曾被作为服用克艾特后病情好转的典型病例用于宣传。

莫以贤证实了王营村患者们关于张献枝已经死亡的说法。

在后来有关克艾特的宣传材料中，这两名曾经接受过莫以贤治疗的患者，不再出现。

克艾特的“赞助式销售”

据调查，大多数民间医生在艾滋病村发放药物进行试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做法：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对外宣传各自的药物对若干例患者产生了明显的疗效，甚至治愈了N个病人。

在国家认可的鸡尾酒疗法逐渐被普及、并对艾滋病疫情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控制效果之后，一些民间医生显然感受到了潜伏的危机。他们开始鼓吹鸡尾酒疗法存在严重的负面效应，同时强调他们研制的药物无任何毒副作用。

“这是市场竞争带来的后果。”河南省郑州市一名患者的父亲苦笑着对记者说。

这种对比性的宣传，对患者选择药物时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西籍患者，就因此而在鸡尾酒疗法面前望而却步，选择了克艾特胶囊。

这名患者是在去年通过网上搜索发现克艾特胶囊的。在专门宣传该药的一个名叫“护生堂”的网站上，他找到了公布在上面的一个QQ号码和一个手机号码。

这名患者与自称小乔的机主取得了联系，随后以人民币2500元的代价获得了一个月的药物。

记者通过QQ与小乔取得联系，询问克艾特胶囊是否能够买到。对方称，目前还没上市，不能销售，可以通过赞助克艾特临床试验的方式取药，赞助费2000元起。交赞助费2000元，可以得到一个月的用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取药。

在本报记者造访贤博科技公司时，小乔的说法得到了该公司高级经理周华增的证实。

但实际上，克艾特胶囊目前尚处于临床试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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