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贤创建的广东湛江市贤博科技有限公司 田加刚/摄

上世纪90年代初，莫以贤曾致力于猪饲料研究。1991年、1992年，莫以贤分别申请了“畜禽营养胶及其生产方法”和“猪百乐及其生产方法”两项专利，当时所在单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学院博白兽药厂”。1994年，他在湛江又申请了“一种畜禽营养精”专利。

亟待规范的民间抗艾乱局

莫以贤自称是第一批赶赴河南文楼村向艾滋病患者发放药物的民间中医。在莫以贤以外的民间中医中，在当地较为有名的还包括：

孙传正：浙江义乌中草药研究所所长；李传和：山东省新泰县一村医；李之焕：广西一家民间癌症防治所所长；李德敏：湖北襄樊市人，自称是中国气味医学研究创始人；刘志明：祖传中医。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在2000年至2003年的艾滋病疫情高发期，到底有多少民间中医来到艾滋病村发放药物进行试验，不得而知。

芦岗乡卫生院院长李治平说，那是一个无序的年代，国家和患者一样，在这股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慌了手脚，民间医生得以自由进出。

患者们抓住每一根稻草，期望能够救命。但是，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严重的疫情，造就了一些人。文楼成为一个民间自制药物的试验和宣传基地，治疗艾滋病的神奇药物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宣称“艾滋病已被攻克”、“艾滋病很好治”的医生不断涌现。

在影响较大的上述几路民间中医中，“彻底治愈”艾滋病患者最多的，要数孙传正。他在自己的博客里撰文说，经过他治疗的患者，已有13人获得彻底治愈，另有133人获临床治愈正常生存。

而李传和则声称，他研制而成的一种特效中药配方，是“艾滋病患者康复的福音，不管艾滋病毒如何变异，不论是艾滋病中期还是晚期，都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满意疗效”。

在2005年民间中医被彻底从艾滋病村清除以前，上述各路中医均在文楼村开展过药物试验，时间长短不一。

在患者程国印家中，10余名程姓患者将《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团团围住，声讨一个向他们提供“吸毒疗法”的民间医生。

这种疗法采用的是一种类似于锯末的东西，患者使用时，将这些“锯末”放在一个小碗里点燃，然后找一跟管子插进鼻孔，拼命吸燃烧产生的烟雾，“跟吸毒一模一样”。

据患者们说，在试用过这种疗法的患者中，有人吸坏了肚子，不停地往厕所跑；有人吸了呕吐不止；有人脑袋肿得像面包；有人呼吸不畅，被送进了医院，没过多久就死了。

患者程建中还保存着一种名叫“药物加温吸入器”的器械。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艾滋病治疗仪器，它包含一个充电器、一个主机和一根塑料吸入管。它的使用方法与“吸毒疗法”相差不大，唯一的不同是这种疗法的药物是用电来加热。

该仪器的使用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主治艾滋病的仪器，每个患者一般使用1-2台后，病毒即可排除，直至痊愈。

程建中至今也不明白，那个塑料壳包裹着的“葫芦”（主机）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因为是免费发放自制的药物，进入文楼村的民间中医，头上一般都闪耀着“救死扶伤”的人道光环。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凡在艾滋病村开展过一段时间药物试验的民间中医，都会将自己在艾滋病村的“治疗经历”（事实上试验经历）作为一种无形资本对外宣传，以引起外界的关注。

一些知识滞后而“疗效”也不易让人信服的人，只能采取传统的方式印制小册子四处散发，而一部分人则选择了互联网——建网站、开博客或在相关的网络论坛上发帖子。

而在河南省郑州市，本报记者还接到当地艾滋病患者及有关人士的反映称，同样是未取得国家批准的一种民间抗艾药物，已在郑州以人民币两万元/疗程的价格向患者销售。

据国家卫生部去年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约７０万人。庞大的群体，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空间。

记者此间接触的一名民间中医，已经开始策划他的抗艾药物未来的商业开发思路。在他的设计蓝图中，他的药物将来的市场，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的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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