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蔡卫平正式成为奥运火炬手的那天，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特地赶到现场为他加油。他女儿蔡之艺还是一名高中生，蔡之艺说几年前就和父亲一起参加过社区活动，到医院去照顾艾滋病病人。

“那是一个患艾滋病的婴儿，他母亲难产死了，父亲又抛弃了他。但是他非常乖，很少哭闹。”蔡之艺说。父亲当上火炬手，她感到非常光荣，“火炬手能让父亲的工作被更多人所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引起人们对艾滋病病人的关注。”

“其实，很多医务人员对待艾滋病的态度都不够科学，我们必须正确地影响他们。”作为国家艾滋病临床专家，蔡卫平的服务范围已经超出其所在的医院，除了到全国各地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外，他还要到各地会诊和巡诊，艾滋病病人的家里也经常会出现蔡卫平的身影。

明年5月，蔡卫平将和其他15位“草根英雄”一起完成奥运会火炬在广东省境内的传递任务。在蔡卫平看来，这种圣火的传递只是人类大爱的一种形式，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传递奥运圣火，“但是只要每个人愿意，大家都可以在生活和生命中传递爱的火种”。

【对话】

“希望天天都是艾滋病日”

■本报记者 钟可芬

记者：现在艾滋病患者的环境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蔡卫平：这几年，虽然整个环境，包括医疗环境、社会环境都有所改善，但是改善得还不够，非常严重的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就拿医疗环境来说，艾滋病病人得不到和普通病人一样的治疗待遇，比如说手术。除了传染科，艾滋病病人在别的科是很难住进去的，他们得不到平等的待遇，外科医生会拒绝为他们做手术。社会上的歧视现象就更严重了，在企业、在社区都是。一个员工，如果他被测出HIV阳性，90％的结局都是一样——被炒了；在社区里，艾滋病病人会受到排挤，家门都不敢出。家庭的歧视也比较严重，甚至有些艾滋病病人被家人赶出门，或者实施家庭式的隔离。

记者：那么就医疗环境而言，政府是否可以制定一些强制性规定去要求医院，或者加强医院之间的互相协调，从而改善医务系统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呢？

蔡卫平：其实在发达国家，是没有专门给艾滋病病人设置一个病区的，艾滋病病人和普通病人都是住在一起的。国务院出台的《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上面有写到很多关于医疗机构不能拒收艾滋病病人的规定，但问题不能单靠一个条例就可以解决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举个例子，如果行政部门硬要医院收艾滋病病人的话，医院还是可以找出这类病人不适合做手术的各种理由。比如说艾滋病病人要做外科手术，外科医生会以各种专业理由来拒绝手术，如白细胞水平偏低、血色素偏低，不收是最干脆的。所以市八医院是广东艾滋病病人的一块绿洲，但我希望有更多的绿洲。因为我们是纯内科的医院，做不了手术，如果艾滋病患者要行剖宫产，或者其他外科手术，我们是做不了的，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但有时候就是外面的医生愿意来，他们的医院也不同意。因此只能采取会诊的方式，我们医院没有外科，但是专门设了一个手术室，就是会诊用的，艾滋病患者的生产和手术都在这里进行。

记者：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市八医院会不会举办一些活动？

蔡卫平：我们医院在艾滋病日从来不办什么活动，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外面的一些组织一样，一年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做一天，我们天天都在实实在在地做事，天天过艾滋病日，我们也希望天天都是艾滋病日。

记者：从事艾滋病治疗多年，你有没有职业压力？

蔡卫平：当然有。现在医患关系是前所未有的紧张，医生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大。而医疗系统自我保护的意识比较不足，像医院被欠债了，有医生被人打了什么的，也不太会维护自己的利益。搞得现在的医生都不得已地以过多的措施来保护自己，比如说做检查，宁可检查的项目多一些，也不要在将来出了问题被人说自己的专业技术不行。现在的医生，也有很多琐碎的东西需要去做，分散了精力，例如跟病人及家属去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法，病人和家属都不懂专业知识，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解释，甚至去说服他们采取何种治疗方法，有时候就会延误了治疗。还有就是记录病历，需要完整和“圆滑”地写下来，让人抓不到什么把柄。大家花在这些非专业上的时间多了很多，花在观察病人上的时间自然少了。

现在医疗行业的职权利不清，你可以得到什么，不应该得到什么，没有搞清楚，过多地强调了不该得到什么。例如患者欠费的问题，政府投入不够，医院的欠费讨不回来。其实像传染病，病人被隔离起来，受益的人是大众，那么为此埋单的人应该是社会和市民，而不是被隔离的人。

记者：你在“非典”的时候感染“非典”，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被感染了艾滋病，你会怎么办？你会后悔吗？

蔡卫平（笑）：“非典”的时候感染“非典”，是命不好，但是当时是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得了就得了，后来也治好了。但是艾滋病不一样，自己是搞艾滋病治疗的，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止感染的方法，假如有一天不小心被传染了，那么自己也要负一点责任。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从事传染病的医务人员，不幸被感染传染病的话，缺乏相关的救助保障。假设我被传染了艾滋病，那么我还可以有工伤的保障，虽然工伤的保障也很低，但假如我的家人也因此被感染了，他们怎么办呢？这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从事传染病工作的特殊性也就在于此。所以现在我们这些搞传染病的也开始有这方面的担心，万一有一天我们被感染了传染病，那是不是要弄得倾家荡产呀？所以我就经常笑自己说，别有一天我要挂着“抗非英雄”的那块牌子在街上乞讨（大笑）。因此，社会保障部门应该考虑到医务人员、尤其是从事传染病工作的医务人员，假如他们被传染了应该怎么实施保障，让从事传染病工作的医务人员有所保障，先吃下“定心丸”。保障金也好，储备金也好，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被传染的时候生活有所保障，不能等到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才去处理。

蔡卫平的三个愿望

——希望天天都是艾滋病日

这样整个社会都会关注艾滋病患者，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

——医务人员提高对艾滋病的认识

其实现在很多医务人员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是不够，所以还有那么多的来自医疗系统的歧视。如果认识比较多，操作方法正确，是不会被传染到的，因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还是比较狭窄的。我现在做那种科普式的培训比较少，针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做的多，例如接触艾滋病病人后怎么消毒等，就是希望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干传染病这个专业

现在传染病行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吸引不了优秀的人才，优秀人才都不愿意干传染病这个专业，这个问题比较令人头疼。希望更多的优秀人才来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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