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米贵，居住不易”，今天的上海大概比唐朝长安更不适合居住。

今年9月，笔者曾去买过一支红霉素软膏。先是去了东昌路上的一家连锁药店，店员告诉我，只有一种某外企生产的软膏，价格高不说，看说明书，还发现该软膏不是广谱抗菌品种；无奈再到八佰伴上海某大型药店，也是一样。后来店员通融，用红霉素眼膏取而代之——做药品营销的人被市场逼得买不到需要的药品，也是黑色幽默。

冷静来想，不仅仅红霉素软膏，大量优质价廉品种，早已被逼出了上海的药店和医院终端，其原因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成本问题。

上海开店成本之高，外地的朋友是难以想象的。本人住的小区附近，3平方米的水果摊，每月竟要交1万元的租金。同在一条路上的那家连锁药房，面积大约80平米，租金可想而知。近年上海地价飞涨，商家被逼用高价品种取代低价品种司空见惯。果农供应价极低，但水果店铺的租价却绝不便宜。

上海不仅仅是租金成本上升，人力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成本上升，商品自然要提价，经济学上叫做成本拉升型通货膨胀。

然而药品并不能做到，因为药品的价格受到了政府的严格管制。不但不能提价，还频频接到命令要降价，已经降了19次，第20次也快要来了。这种情况下，药店店主除了让低价品种退市，别无选择。结果客观上，政府的降价政策成了帮助高价药品清除竞争对手的工具。

然而，药品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共产品。一旦生病，病人必须找到合适的药品来用，在消费药品上，需求完全无弹性。所以让消费者能够买到合适、优质的药品，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政府和药品从业者的道德责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扭曲的现象呢？我认为，对药品价格的不当管制是根本原因。

类似红霉素软膏这样的品种，上市已久，疗效安全性已经验证，这样的药品，用量大，而且生产者众多，不妨让厂家自主定价。这样，渠道和终端自然会选择适合自己需要价位的品种，就不会出现高价药驱逐低价良药的现象。那会不会出现普药高价现象呢？大体上说，因为同类品种很多，只要机会均等，同时有多个企业的产品可供选择，消费者自己会淘汰高价品种。

这些年，相关部门不断推出药品降价政策，但是药品价格降下去了吗？老百姓的用药负担降下去了吗？没有！为什么？

因为降价的操作者弄错了降价对象，该控制价格的，应该主要是新上市的专利产品。德国和加拿大规定新上市的专利品种，与以前专利产品价格相比，涨幅不得超过CPI的涨幅，有效地控制消费者的用药负担。实际上，专利药品才是药品负担的大头。

对于用量大、质量好的普药，政府则可以限定一个能达到药企、渠道、终端利润要求的价格上限；同时通过立法规定这些品种，渠道和终端同时销售的品种不能少于规定的种类数量，并要求价格上有高中低端产品。这样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意愿良好的药品降价政策，其结果完全偏离了政策目标。这提示掌握国家政策的公务员们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必须从公众利益出发。前几天某省长在电视采访上讲述医疗改革的经验时说：“在我们这个国家，只要当权者从老百姓利益出发，认真调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认为药品行业的问题，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