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和社区的医疗水平、医疗保障体系和农民、社区居民的消费水平，决定了除安全有效之外，价廉是此类消费者的基本医疗诉求。农民的现状自不必说，即便是社区居民，也不乏下岗职工、低收入家庭。这类人群的主要特征是人口众多、收入水平较低、年龄分布广泛、医疗方面的需求繁多，是“吃药贵、看病难”反映集中的群体，也是解决“吃药贵、看病难”问题的直接受益群体。因此，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不仅是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的需要，也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提供价廉的药品，就需要企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降低成本。产品包装，作为成本环节之一，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当然，简易包装意味着包装物的减少，意味着其在药品成本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也意味着其所能分享的药品价格份额的缩水。那么，与药品伴生的药品包装，会不会因为简易包装的推行而遭受池鱼之殃呢？笔者认为，推行药品包装的简易化与药品包装行业的发展并不矛盾。

首先，我国药品包装行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久已有之，根本原因在于总量的差距。既然药品包装与药品生产是如影随形的伴生关系，那么，我国药品销售总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额差距，也就决定了二者药品包装行业的差距不会是一星半点。另外，我国药品生产结构也制约了药品包装行业的发展。我国的药品生产主要以仿制药为主，药品的同质性较强，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大同小异的原料采购和生产工艺以及流通渠道，决定了不同厂家生产的同类药品在价格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否则会影响市场占有率。在此条件下，任何生产厂商都不会在包装上投入更多，增加包装投入，加大生产成本，从而削弱药品的竞争力；相反，如果在生产环节上注意成本控制，同时在包装上尽量降低成本，很可能是增强产品竞争力的法宝；因此，在现有产品布局环境下，包装行业确实难有作为。第三，问题出在药品包装行业本身。尽管药品包装与药品生产共生共存，药品的品质、量次决定了包装的价格和总量，但是，包装行业如果只把自己看作药品行业的附属品，也难以有大的发展。因为从表面来说，药品包装不过是纸箱纸盒等印刷品的代名词，其实，其中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比如丁基胶塞强制替代天然胶塞虽然已经一年有余，但产品在安全和稳定性方面还不能尽如人意，哪个企业如果下大气力，将这个问题解决，市场前景应该是非常广泛的。

总的来说，简易包装作为降低药品价格的有效途径，在解决老百姓“吃药贵、看病难”方面能够奏效，政府方面会不遗余力加以推广，制药企业配合政府的行动也是责无旁贷；药品包装行业只要能够降低成本，并不断开发具有一定科技含量、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乃尔）

1月17日，在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局长邵明立强调，“要鼓励药品生产企业通过简化包装、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等方式，为农村和社区提供安全、有效、价廉的基本药物。”在建立健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框架设想下，在农村和社区医疗市场崛起的过程中，药品简化包装这一包装领域的新概念被寄望走出一条“降低药价、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成功之路。

■药品包装呼唤改进

The Freedonia集团近期发布的一组数据在全球包装领域被广泛关注，这份关于美国药品包装市场的调查报告显示：到2010年为止，美国药品市场对主要药品包装的需求年增长率都将保持在7.6%左右，而2010年当年的增长额将突破110亿美元。

“对这样的数字我们还只能是望洋兴叹。”在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弘看来，由于长期以来国内企业在药品包装方面意识“不苏醒”，今天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内药包行业只能说是“刚刚上路”。

谈及国内的药品包装现状，SFDA药品注册司原巡视员冯国平用“高速度、低效益、高消耗、粗放型增长”做了总结，“国内大多数医药产品的包装质量档次偏低，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

对冯国平的看法，蔡弘用数字进一步做了证明：目前我国65％的医药包装产品还不到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发达国家医药包装占药品价值的30％，而我国的比例还不足10％——包装材料质量及包装对医药产业的贡献率普遍偏低；而加强药包材研究，提升药包材的生产水平已经是势在必行。

蔡弘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最根本的就是我国制药行业整体水平较低，医药生产企业的技术相对较落后；从制药企业的规模看，国内制药企业多而小，药品重复生产严重，制药企业管理水平较低。其次是我国医药包装行业相关法规及技术标准落后。目前我国已逐渐推出医药行业的规范标准体系，但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距离。行业标准体系的缺乏造成医药产品包装良莠不齐的局面。最后是药品流通体制存在弊端。医药产品长期以医院销售为主，在药店销售的药品只占总量很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限制了药品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制约了医药包装的发展。

另外，现行的药品招标体制严重挫伤了医药厂商的积极性，企业无法在包装上下大力气改革，医药包装长期保持老面孔，除此之外，医药包装机械设备和材料的技术水平落后、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不强也是制约我国医药产品包装发展的因素。

有关专家的分析表明，尽管我国药品包装在药品生产成本的总体占比中比例不高，但形形色色的过度包装问题依然严重。比如，安全系数过大，药品抗撞击力要求过高；性能过多，变相包装；过多的中间包装，如有的药品采用大箱套中箱，中箱套小箱，小箱再套小盒，再到单位包装；包装量过小，增加药品包装物。

而且，因为品种不同，存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仅以彩盒包装为例，有关调查显示，片剂彩盒包装平均占药品成本的19.6%，胶囊剂彩盒包装平均占药品成本的14.9%，颗粒剂彩盒包装平均占药品成本的9.9%，口服液彩盒包装平均占药品成本的18.6%，保健食品彩盒包装平均占药品成本的14.5%。综合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保健食品等产品，目前，彩盒包装平均占药品成本的6%～15%，少数企业部分产品彩盒成本占药品总成本的40%。

另外，药品包装已经对环境造成压力。药品包装物主要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及合成材料，是人们生活中固体废物的组成部分。随着高分子材料的发展，以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为主要原料的塑料包装物由于其成本低廉、包装作业性能优良在药品包装中被广泛采用，而这类物质大多难以自然降解，由此而引起的“白色污染”将对水土环境产生长远的影响。

因此，提倡简易包装，不仅是降低药品成本、解决老百姓“吃药贵、看病难”的有效途径，也是环境友好型企业和行业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创建节约型社会的内在需要。

■简化其实不简单

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提出“过度包装”的问题似乎言之过早，行业高度发展之后的“富贵病”对于国内药企来说，似乎根本还没资格“患上”。

“但是，诸如在铝箔外面再套一个塑料袋的包装并不少见。”蔡弘告诉记者，“在南方，透过滤片外面的塑料袋起初让很多人都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原有包装根本达不到应有的防湿防潮要求，没办法才会在外面再套一个塑料袋。”而蔡坦言，她接触到的这样因为成本压缩造成的“过度”包装甚至可以说“还相当普遍”。

“尽管包装水平普遍不高，但某些应该简化的包装确实值得下功夫。”冯国平认为，不仅仅是社区和农村需要安全实用的简化包装，“大城市中的医院也对简化的包装有强烈的需求。”

“住院部的护士曾经告诉我，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水泡眼的包装，每天给病人分药后，手都抠肿了，其实100、500粒的大包装才是真正符合实际需要的。”冯国平告诉记者。而他担心的是，手术过程中某些药品包装的开启不便，往往造成时间的延误和对病人生命的威胁。

“不单单是大医院，社区医院的药房也同样需要大包装的药。”提倡部分药品大包装的冯国平认为，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指导目标下，社区药房提供的两三天的药量完全可以从大药瓶里“分装”完成，“一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避免造成药品浪费和随之产生的药品污染、回收问题；二来也从一个方面保证了社区药房的应有功能，防止社区医生‘开方’提成的问题出现。”冯国平告诉记者。

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国家，简化实用的药品包装也被普遍采用。刚刚考察过美国和加拿大药包现状的蔡弘对此感触颇深，“在OTC和处方药的包装上美国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她向记者解释，“处方药的包装非常简化，无论是医院药房还是零售药店，患者得到的都是按剂量从几百粒大瓶中分装的小塑料瓶。但是他们的塑料瓶比我们的简单得多，我们的塑料瓶还要有粘贴说明书和商品标签的地方，他们的只是为了装下那几粒药，患者甚至根本得不到说明书，只有一张写着用法用量的小纸条。”

但是另一方面，蔡弘也发现，美国部分OTC药品的包装也是“很过分的”，在充分的市场竞争后，这些药品的豪华包装往往也成为他们竞争的手段之一。“但是全球对过度包装都已经有明确的禁止态度，环保绿色包装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安全、有效、便捷的药品包装本质回归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她说。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限制过度包装并出台许多相应法规。例如，英国就对商品包装的复杂豪华程度予以限制，对超出标准者重罚，以此促使商家简化包装，以利于环境保护。目前，“绿色”已经成为药品包装及制剂出口的又一“技术壁垒”。

蔡弘提醒国内企业，为了消除因医药包装等原因造成的技术壁垒，将会需要符合国际标准的先进包装设备及材料配合其发展，这也为国内的医药包装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企业自身考虑，未来的药品包装将从安全出发，药品的包装应更加简明、清楚、美观，在确保运输中不易损坏的前提下，尽量节约用料，不宜过分包装，并通过不断提高企业员工自身素质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误区亟待走出

“但是，如果真的把简易大包装的药品放在医院，推动起来可能有相当难度。”冯国平的担心源于医疗体制的老问题，“药价低廉、大量包装，在补偿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不仅医院不愿意使用，就连药厂也很难有积极性生产。”

据悉，在美国，保险公司付费和个人付费的药品分得很清楚，在利益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冲突。

“其实不单是包装简单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之前，很多企业对于选择适合自己产品包装的工作就根本没有做到位。”冯国平此番感慨有点“来源”———丁基胶塞在强制替代天然胶塞一年后，使用中的“问题”依然不断，SFDA曾多次请各学科专家研究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浙江药品包装检验中心的金宏颇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丁基胶塞问题暴露出，不少企业只是简单地把天然橡胶塞换成丁基胶塞，其他的匹配问题根本不考虑。甚至有不少企业都是找寻国内外‘最好’的瓶塞直接给自己的产品安上，认为只要舍得花钱买好的，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每一种产品对于包材的选择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筛选过程，其间有大量的试验要做，药品本身的成分，甚至药品含水量等数据都要交给包材厂认真研究，才能根据药品特性量身定做包材，一旦药品成分发生改变，大量的试验就要重新再做，成本投入很大。而国内企业该做的功课根本就还没有做。”

“简化包装的思路是很不错的。”蔡弘认为，“关键是要在相应的药房建立一个分药体系，允许药品在流通过程中按剂量分包装，当然，这必须要在药师的监督之下完成。”而对简化包装寄予希望的冯国平指出，一个病种划定十几种药品实行大包装，对于最先从政策受惠的农村和社区来说是应该很有市场的，“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有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这一大前提的保障。”

简化包装给消费者带来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