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随着“英雄母亲”、“英雄儿女”共庆“八一”建军节活动的谢幕，作为活动的主要推动者，国内某知名药企成为了医药企业议论的焦点：“他们推销了多少药品给部队？他们为何耗费巨资做没有回报的事情？”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媒体在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他们一边大谈“企业讲社会责任不是搞形象工程”，一边又同时刊发内容雷同的企业新闻通稿。客观而论，当事企业发起的公益活动本身无可厚非，但从其他企业的议论和媒体的双重角色，却可窥看当下中国商业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在理解上存在的偏差和茫然。

意识觉醒

要求企业具备社会责任感，是在199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及。安南要求企业界要发挥作用，无论在何处开展业务，都要表现出良好的全球公民精神，同时还提议制定一项涉及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的“全球契约”计划。2000年，这一计划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至今已有70个国家的1500家企业自愿加入。

彼时的中国，尽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萌芽状态，但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这促使在随后的几年，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成为中国学界、商界、政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迄今，如若在百度搜索“社会责任”，可获得740余万条信息；在百度搜索“企业社会责任”，结果有488万条信息。

媒体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追捧者。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是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评选标准每年都有变化，从2004年开始把“责任”作为评选标准，至2006年，已经把这一关键词提到第一位。去年，其又联合多家媒体发起“2006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

医药企业也开始付诸行动。辉瑞等跨国药企已经成为“全球契约”的支持者，并在中国扮演着履行“全球契约”协议的重要角色。华立集团和诺华中国两家制药企业由于为国际抗疟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在“2006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中被评为最具社会责任企业。

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有一大批制药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取得了“觉醒式”的进步：一部分企业开始严格自律，通过规范行业行为，提高诚信服务水平，遏制医药虚假广告，给消费者以实惠的药价，让百姓用上“放心药”；一些医药企业开始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管体系，建立不良反应监测报告网络，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突发及群体性药品不良反应；一些医药企业通过建立“家庭药品回收机制”，在社区设立药品回收箱，在药店设立授权免费更换点，回收百姓手中的过期药品，防止过期药品重新流回市场。

责任半径不清

企业社会责任之“热”也导致了一些“泡沫”。如果你去参加一些经济论坛，你会看到，每个企业家坐在台上都会侃侃而谈，第一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第二强调他的企业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但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却可能只是一知半解。

也有企业热衷于慈善，但主观上把捐钱当成买名的手段，甚至成为企业家个人捞取资本的手段，使得捐助变味。有些企业家对捐助是有明显差别的。第一，特别看重发起单位的来头、背景。第二，看能不能上电视，特别是有没有直播。

这种“塑造公司形象”成分颇重的做法让人不免担心他们只是为了赶企业社会责任的时髦，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担心：“很多人在谈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说教和煽情的成分很多，理性分析很少，这会产生一些误导。这种误导可能使我们的商业环境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事实上，这些表象背后所反映的是部分国内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清晰的认知。近年来，虽然“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深入人心，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过去，很多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捐款扶贫、办希望学校等等，后来又加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内容。近年来，则强调企业责任的多重性，包括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等。

没有厘清的企业责任半径往往导致企业出现两种极端：要么因陷入利润第一抑或长期稳定发展为先，面向企业内部抑或面向企业外部的痛苦抉择而在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面前踌躇不前；要么因为过分追求“社会声誉”而超越合理底线，透支企业的资源。

而除了企业自身的原因，政府部门也难辞其咎。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利害了解甚少，或者根本没有了解，更谈不上有清醒的认识，造成政府片面注重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并以此作为衡量当地经济发展和政绩的标准而忽视企业应当担当的社会责任。

药企差距仍大

对于医药企业而言，尽管一些企业已经顺势而为，但上述困惑也无时不在。

药品对于每个人而言，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药品市场任何地方、任何环节出现疏漏、出现问题，都可能直接在消费者身上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从“齐二药”到“欣弗”事件，却显示出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不仅如此，这种缺失还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侵害。作为中国6个重污染行业之一的原料药行业自2004年以来不断曝出环保问题，如京新药业遭遇当地村民围攻、河南华星药业被勒令停产等等，今年又有多家企业传出环保丑闻。一位业内人士甚至苦笑着说，原料药企业就是要污染，不这样又怎么办呢？

这使得整个产业发展陷入悖论：行业的本质本是护佑人类健康，但是这一终极结果的实现却是建立在扼杀健康或者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行业因而广受质疑。

与之相对，其他行业的进步依然颇为引人注目。2006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这是我国企业发布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尽管这与一些优秀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还有差距，但是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仍然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很多企业加入了这一行列，甚至包括一些非环境资源侵略型企业。但至今没有一家医药企业有此作为。

专家就此指出，诚然，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不仅面临资本与劳动的内部矛盾，更有与外部消费者以及自然环境的尖锐矛盾的医药产业而言，企业要想解决好这些矛盾是十分不易的。但是相比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责任，应该先从最基本的东西做起，即提供安全的消费产品，这比捐钱捐物显然更重要。“我们的国有企业说起来全国人民都是所有者，但是很多企业根本就不分红，连最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到还讲什么社会责任！”

也有企业热衷于慈善，但主观上把捐钱当成买名的手段，甚至成为企业家个人捞取资本的手段，使得捐助变味。有些企业家对捐助是有明显差别的。第一，特别看重发起单位的来头、背景。第二，看能不能上电视，特别是有没有直播。这种“塑造公司形象”成分颇重的做法让人不免担心他们只是为了赶企业社会责任的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