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仿制”发展模式，到新机遇下的探索创新之路，中国的医药事业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今天，随着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推动，自主创新亦已成为我国医药事业发展的共识。这是一个国家药物创新的实践之路，称之为梦想或许已不确切，更多的，它的背后是一个个颇具实践意义的目标。

随着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十六个重大专项的陆续启动，作为重大专项之一的“重大新药创制”方案于2007年12月26日通过了国务院审议。该方案将重点针对重大疾病的防治，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价廉的医药产品。药物创新被列入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与绕月探测工程、水资源保护等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并最早启动实施。

仿制年代

“新药研发，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综合实力，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它对于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发展国民经济更是不可或缺。也正因如此，国家越来越重视新药研发。”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研究员这样理解药物创新。而对于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杜冠华这样看待国家实施新药研发战略的必然性：“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药品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上述判断是在历史地看待我国医药健康事业的前提下作出的，其背后代表的不是几个人的观点，而是整整一代药物研究者的心声。

“我们曾经吃过苦头。”亲历过建国前后那个缺医少药年代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恽榴红研究员这样说。旧中国没有医药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又曾遭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封锁，于是“国家发展需要”便成了他们那一代科技人员优先考虑的选题目标和依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药物研究人员从无到有，在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探索和努力而取得的研发成就将永载史册：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发出国内此前没有生产过的抗生素、磺胺、抗结核病药、地方病防治药、解热镇痛药和维生素等原料药，青霉素钾盐、合霉素、土霉素、磺胺噻唑、异烟肼、阿司匹林等大批国产药品亦相继投入生产；此后，我国的医药科研人员又陆续研发出品种、结构、工艺更加复杂的可的松、强的松、半合成抗生素等；在1990年代，又仿制了一批在国内没有知识产权限制的国外新药，其中不乏“重磅炸弹式”的优良药物品种。

在特殊的年代里，低投入“仿制”新药的研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整个国家的药品需要。我国的药物研发人员对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健康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功不可没。同时，这种研发模式也使得我国原料药在总产量上居世界第二位。作为药物研发方面的专家，恽榴红亦对我国的药物研发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我国原料药总产量居世界第二，但其中97%是仿制产品的现状也清楚地表明我国远不是制药强国。”

创新的春天

1990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曾经在国内研制出紫杉醇。这一结果最终使得曾经三四千元一支的进口紫杉醇很快降到了几百元左右，这不仅减轻了国内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保障了他们的治疗需要。

2007年，当国内部分地区面临禽流感威胁之际，瑞士罗氏公司防治禽流感的专利药“达菲”异常紧缺。为此，国内几个单位用几周时间研制出与“达菲”相同的化合物，并研究了合成新工艺，其产品质量后来通过并获得罗氏公司的技术鉴定认可。

“我国的这种药物研发能力对于平衡降低药价、保障药品供应具有重要作用，特别对保障低收入人群用药需求具有重大意义。但随着专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仿制的药品将越来越少，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才是今后我国药物研究者的首要目标。”恽榴红认为。

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陈克恢就已经从中药中最先发现了麻黄碱，并证实了其药理作用，从而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做新药是有基础、有条件的。”杜冠华说。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技术及科研人才的贮备，特别是经过863、973等一系列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推动，国内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分子生物学、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和组合化学、高通量筛选、药物制剂技术、药代动力学、安全性评价等学科人才贮备和高技术平台的建设有了明显进步，研究设备条件大大改善，已经具备了创制新药的基本条件，初步形成了适合国情的新药创新平台与研发体系，已经建立了新药筛选、临床前安全性评价（GLP）、临床试验研究（GCP）、药物代谢动力学等9类技术平台，而且部分平台的研究工作已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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