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杂志日前撰文指出，当外国制药公司的研发中心大举落户中国时，中国制药业的底线是必须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否则，就会将自己最好的科学家和庞大的市场拱手让给西方对手。

最新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制药业的复兴之路。文章指出，2007年7月10日，中国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它向世界传递的一个强有力信息：中国政府不再容忍监督机构中出现腐败行为。但观察家们认为，今天中国的制药业充满了模仿性药、疗效未经证实的药或假药，改革迫在眉睫。华人学者鲁白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他说，中国制药公司必须发展自己的研究能力。

《科学》杂志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制药业现在拥有一个快速赶上的黄金机会。在过去1年中，欧洲三大制药巨头在中国设立了主要的研究和开发中心。而中国面临的选择是如此严峻——采纳西方发现新药的方法，从创新能力的培育到用临床试验展示效用，再到质量的控制；或是将自己最好的科学家和庞大的市场拱手让给西方竞争对手。

“中国消费者将会知道国产药和外国药之间的不同，他们会作出自己的选择。”鲁白说，今天那些在市场上靠毫无根据的广告出售疗效未经证实的药品的公司将会被清除。

2002年，丹麦制药公司诺和诺德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自此，欧洲的制药公司凭着比美国同行更大的胆量纷纷落户中国，而美国公司只是在中国进行有限的开发。比如，总部在美国的默克公司和礼来公司是制药业的两大巨头，这两家公司只是将部分医学化学方面的研发工作外包到中国，辉瑞公司也在2005年10月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小型的研发中心，从事临床试验的设计和管理。

与谨小慎微的美国同行不同，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GSK）在2007年7月2日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为位于上海的研发中心招聘50~100名科学家，该研究中心第一年的运作预算为4000万美元。而在今年5月，葛兰素史克在宣布设立中国研发中心计划时，就任命免疫学家臧敬五博士为中心负责人。臧敬五是中国科学院2001年“百人计划”入选者，在就职于GSK之前，他是上海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所长和教授。他还曾是美国得州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教授，并担任贝勒多发性硬化症中心的研究主任, 负责多发性硬化和神经免疫疾病的研究及临床工作。臧敬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从靶标的确认到全球注册和批准，葛兰素史克有关神经退化性药的整个流程线将搬到中国。

而早在2006年7月，全球领先的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就在上海设立了“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从事治疗胃和肝脏癌症的药物研发；瑞士诺华公司在上海设立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主要目标是研究导致癌症的传染性疾病。但与葛兰素史克中国研究中心的雄心壮志不同，阿斯利康和诺华在中国的重点是开发适合中国国内市场的药物。

《科学》杂志的文章指出，中国年轻的科学之星将成为外国研发中心竞相争夺的目标。生物信息学、癌症研究专家张小林博士是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主任，2006年8月，他从阿斯利康位于美国波士顿的研究中心回到中国。阿斯利康计划在未来3年中为该中心注入1亿美元、在2009年前聘请70~80位主要来自中国本土的科学家。“我不认为从西方引进如此多的人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张小林解释说，因为海外人才所要求的工资比国内人才更高，“如果工资的差距如此之大，就会降低本地人才的士气”。为了保持良好的士气，阿斯利康将支付中国职员具有竞争力的薪水，让他们有机会晋升到高级职位。

胡卓汉是位于上海的兰德肝脏疾病研究所所长，他说，年轻的科学家们为了高薪而蜂拥到外国公司的实验室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中国最终将受益于他们所受到的训练。他认为更多的在外国研发中心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将会回到中国公司，或是启动自己的事业，控制知识产权。

《科学》杂志的文章认为，中国制药业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是新思想极少。鲁白说，如果以结构已知、疗效已证实的化合物作为药的定义，那么中国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药。鲁白和其他人认为，中国的制药业满足于仿制西药或生产西方社会只承认是“饮食补给品”的药物，这些补给药源自传统中医药，其疗效并没有被确证。

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已经有了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辉瑞公司和礼来公司最近在中国赢得了专利官司。鲁白说：“仿制西药的时代即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