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中国制药企业的董事长到印度考察回国后感叹，中国医药企业平均落后印度10~15年，印度药企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有分析说，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性质，中国医药产业和企业都与印度惊人相似，两国医药企业都以生产仿制药品为主，自主创新研发药品所占的比例相当小。但在印度，除了大量小规模医药企业之外，已形成了Ranbaxy、Dr.Reddy’s、Cipla等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型制药企业。这些企业已不局限于简单的仿制，开始有了自己的创新药物。而这些制药企业，正通过收购国际知名医药企业的非专利业务、建造海外工厂的形式，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之下，中国医药企业中却似乎没有哪一家具有世界级水准。

其实，这样的反差不止出现在制药行业。过去十几年，国际商学两界公认，印度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大企业，从软件业、制药业到钢铁业。但持续了一代人的中国经济增长，却没有孕育出哪怕是一家伟大的企业。

这是怎么回事？中国的经济学家兴奋地告诉国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要比印度好得多，人均GDP目前已经是印度的两倍。某位国际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更是再三嘲笑印度模式，并且说，中国模式的交易成本更低，更可取。清华大学某位教授到印度考察之后也说，印度的法治反而妨碍着经济增长，在现阶段索性不如不要。

但假如人们的目光不只是盯着GDP，考察一下经济的结构，也许就不会贩卖这样的经济学“野狐禅”。任何一位受过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都知道，企业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富有活力的企业才是经济健康增长的根本基础所在。据此推理，假如一个经济体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那么这个经济体中一定涌现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家。假如事情不是这样的，经济增长了，但却没有涌现出伟大的企业与企业家，那这个经济体的增长一定存在某种不合逻辑之处。而任何不合逻辑的好事情，总是值得追问甚至怀疑的。

当然，中国这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并非没有涌现出一些成功的企业。在计划与权力控制体系的边缘地带，比如，浙江、广东，确实出现了一批成熟的民营企业，他们在大量细分市场上，把知识与劳动的分工发展到极致，他们是伟大的小企业，尽管隐藏在舞台背后，但他们代表着中国的竞争力。在印度，同样存在大批这样的企业。

然而，按照正常的逻辑，除此之外，中国也应当涌现一批标志性的世界级大企业。但充满了殷切期望的人们却似乎没有看到这类企业。这多少让人有点儿沮丧，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积极地打造这样的企业，目前的产业政策同样致力于追求这样的目标，比如，上海就在打造食品航空企业。

但是，笔者不得不说，这样的政策只会适得其反。我们今天之所以看不到伟大的企业，恰恰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事实上，这种有形之手远远超出西方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范畴，而是政府直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政府竞争，就是利用其控制性权力，竭尽本地一切可交易的资源招商引资，扶持最能实现政绩最大化的产业，以实现GDP的高速增长。

这能够创造增长奇迹。但是，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却具有严重的负面效果和巨大的道德风险。其负面效果就是，企业家的竞争不是在市场上展开，而是在政府大门口展开。企业家精神被用于寻租，而不是用于改进企业组织，提高效率。这一点，在那些所谓的高端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越是中心城市的高端行业，越是寻租色彩浓厚，这里的所谓企业家越没有企业家精神。没有人相信掌管电信、金融、石油、钢铁等行业的那些经理人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物。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伟大的企业家，何来伟大的企业？

所谓的道德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今日中国企业家的犯罪率之高，肯定史无前例。从正宗国企的朱小华、王雪冰，到国企强人李经纬、赵新先、刘晓光，再到民营的张海、顾雏军，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物纷纷成为阶下囚。权力不光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也腐蚀了企业家，他们被自己的成功送进了监狱。

经济增长了，企业家却进监狱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这些“博学”的经济学家也许会说，这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只要增长了就好——这些经济学家也曾经说过，失地农民、工人低工资等等，也都是必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