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那些过去使来简便易行、得心应手，或许还可从中渔利的调控方式，虽极艰巨，却是避免中国经济无休止大起大落的必由之路

步入9月，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亦进入相当微妙的阶段。

一方面，经济过热的阴影挥之不去。来自央行的数据表明，信贷扩张的速度依然居高不下。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了16.3%，比6月末高出1.1个百分点。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中，来自银行的贷款增速也略有加快，从6月底的29.8%增至7月底的30.1%。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虽然仍保持强劲增长，但似乎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由上半年的31.3%下降到7月的26%，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由6月的19.5%回落到7月的16.7%，消费者价格指数也由6月的1.5%减缓至7月的1%。一些前瞻性的指标也在提供佐证，比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6月的54.1下降到7月的52.4。

针对控制投资与信贷的过快增长，最近几个月来各种紧缩政策密集出台。加息、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定向票据、央行窗口指导、限制房地产投资、清理建设项目、处罚违规企业与官员……所有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措施几乎都已经被采取之后，是该静观其变，还是继续加大调控力度？调控应该使出几分力道，在不同的调控手段间，又该如何配置？这是专家们当前争议不休、业界人士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

我们以为，根据过往的经验和已有的数据，紧缩政策的作用正在释放，应当是可见的事实。在当前，不仅应当悉心了解经济运行新的基本数据，进而对调控力度做出更准确的把握，更需要理清思路，准备对调控手段在结构上做根本性的调整——须知以市场化为主导的调控手段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当务之急。

资金成本过低是当前流动性泛滥、投资猛增的主要根源。正是由于资金成本过低，即使投资过热、产能过剩，企业仍然能够保持相当高的利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动也抑而不止；也正是由于资金成本过低，商业银行所掌握的流动性才会大大增加，从而具有强烈的放贷冲动。而改变资金成本或价格过低的局面，就意味着对利率与汇率的调整。决策当局出于种种考虑，迄今尚未能有更根本的措施出台。其实无论早晚，这样的调整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选择恰当时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调整的收益正日益加大，而潜在损失却不会波及经济整体，可谓时机。

不过，资金成本过低并非经济过热的惟一根源。当前中国整个要素价格体系(包括资金、土地、自然资源等的价格)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扭曲，说到底是市场机制的缺失。面对这种状况，如果只追求宏观经济一时的“降温”，那么选择继续加大行政调控手段力度或许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但理论和经验都表明，这种手段不但成本极高，而且无法治本。中国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年内的经济“安稳”，而是长期、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滥用行政手段，只会让经济在非市场的轨道上越走越远，逐步远离最初的目标。

当然，如果投资与信贷如此快速增长的局面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同样会伤害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当无疑义。但我们认为，行政性的调控手段纵无法立即弃之不用，也必须有步骤地淡出。在行政性手段从中淡出的领域里，市场作用应及时跟进。这对各级政府而言，就意味着放弃那些简便易行、得心应手，或许还可从中渔利的调控方式。此举极为艰巨，却也是避免中国经济无休止的大起大落的必由之路。

此外，市场调控手段必须多样化。除了使用央行货币政策的各种工具，调整财政政策并让其发挥作用，包括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给地方政府以适当的财政激励，完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等，也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总之，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的限制，使其依价格信号作出正确反应，当为选择调控手段时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需要回到“十一五”规划中所强调的转变增长方式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主题上去。因一时形势所迫而取消或放弃了在正确方向上的努力，最终只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