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我国经济需要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更理性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发展阶段，从而在一个相对成熟和较为完善的发展与改革体系下进行实践。”

在9月20日至21日在京举行的2006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金周英形象地比喻了更为积极的创新战略及战略取向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而在相当长的时期，“摸着石头过河”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种极富指导意义的被高度形象化了的战略思维。在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新的战略思维正在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下一步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学者们看来，可持续发展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诉求，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使然。

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总体研究组组长宋毅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能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我们处在经济发展价值链的末端。可见，创新型国家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通过技术创新突破能源瓶颈是这种需要的典型体现。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段培君教授说：“1981年到2001年，每增加2个单位的GDP，需要消耗1个单位的能源。但2001年后，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需要1.1个单位的能源。目前，我国已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国。除增加进口，我们不得不需要创新来解决能源问题。”

产业发展“空芯化”已经给中国对外经济竞争造成严重影响，解决途径也只有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就要受制于人，由中国加工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售价22美元，中国工厂只得到0.35美元；许多‘世界名牌’在中国贴牌生产，贸易额却算到中国头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罗肇鸿说，“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高技术产品出口则以合资企业为主，所以，应该客观看待中国国际贸易世界第三的地位。”

据段培君介绍，2003年底到2004年初，我国实施了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宏观调控，事实上已经对以往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将其归纳为三个“不可持续”——发展动力不可持续、资源不可持续、环境不可持续。

现在，我们正将各种局限的突破寄望于科学发展观，寄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投资驱动居高不下、资源耗费居高不下、劳动力资源价格不断上升导致低成本的优势不复存在，这些都从根本上对我们提出了创新的需求。”段培君说。

制度创新是中国当务之急

经过了近几年在实践与理论上的双重探索，与会专家们对创新的内涵有了更多共识，那就是创新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制度等非技术领域。

罗肇鸿的看法更进一步，他认为，制度供给不足也形成了技术创新的瓶颈，因此，“改善创新的制度环境是中国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在制度创新方面下功夫，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累软实力。

吸收国外在制度建设上的经验教训也是提高我国创新能力的必要一环。中国科协信息中心原主任、研究员葛霆说：“任何技术创新都有风险，关键在于如何化解。”

他认为，美国以发展风险资本市场的途径，由股民共同承担技术革新带来的风险，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当然，不能照搬；照搬也不是创新，主要应学习人家的经验。”

国际上，公共投入经常可以刺激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据宋毅介绍，“二战”后，很多西方国家主要是靠公共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以“科研型战略工程”带动经济发展。以美国航天工程为例：由于企业技术能力有限，美国政府就在大学旁建起了科技园，以方便企业利用大学的科研能力。其中，政府的公共投入就在创新与生产的良性循环上起到了关键性的启动作用。

简单加大研发投入不起作用

创新必须创造价值，不能带来价值的创新毫无意义；企业要充当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成为主体需要条件，那就是靠技术拉动与需求推动的互相结合。

这是与会专家达成的共识。看起来简单，但取得这样的共识也非一朝一夕。宋毅就对早些年技术换市场理念下的引进模式耿耿于怀：“技术创新不是简单引进生产设备；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设备引进了也还是落后，‘落后再引进，引进再落后’，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悲哀。”

葛霆的观点是：“不自主不能算创新，不产生价值也不能算创新。第一，技术必须是自己的；第二，必须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比如，我国汽车制造业纯利润只有5%，服装业、鞋业连2%都不到。这里面就看不到创新的影子。”葛霆最近做了一个关于R&D投入与GDP关系的课题，调查表明，北京、上海的R&D投入已经和欧盟的高水平国家相媲美了，但形成的专利以及对GDP的贡献却很低。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着实让人忧虑。

葛霆分析：“国际上关于创新发展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70%的新产品源于市场、源于用户，是需求的拉动，说明技术拉动和需求推动应共同作为创新的动力。西方的经验教训表明，简单加大R&D投入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