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开天价药方就要成为历史，老百姓以后不用为看病贵的问题发愁了！”十七大召开以来，关于广东要在全国率先实行“医药分开”的消息被人们喜悦地传递着。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表示，关于“医药分开”的问题，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广东下一步将剥离医院门诊药房。

“医院最好不要有自己的药房，让患者到社会上去购药。”这位广东卫生界的官员这样解读这条“新政”。笔者认为，这样的解读不太准确。在其眼中的是“医药分家”，而不是“医药分开”。对于“医药分家”，卫生部早就否决了，因为，医和药是左右手的关系，医院药房的功能不仅是卖药，更重要的是指导临床用药，目前来说，不让医院办药房还是不现实的，也不太可能。

现在意义上的“医药分开”，源于2000年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医药应“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统一上交、合理返还”，意思是在医院内部搞两本账，药品收入按新的财会制度单独核算，同时，将药品收支结余上交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缴存财政社会保障基金专户，经考核后统筹安排，再合理返还给医疗机构。当然，病人处方可以在医院取药，也可以到定点的社会药房取药。

“医药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药品流通的竞争机制，切断医院、医务人员与药品营销商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可是，长期“以药养医”已经形成了顽固的体制惯性，药品利润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来源。在医疗服务成本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粗暴地实行“医药分开”，必将令医院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影响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背离医疗机构改革的初衷。但如果我们对“医药分开”所产生的问题估计不足，必然导致再现韩国医改的教训。

在医疗卫生体制上，韩国与我国有许多相似性，二者都曾经历长期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医生不合理开药导致了两国存在普遍的“看病贵”、“看病难”。针对这些问题，在经历近４０年的立法和先期计划以后，韩国政府终于在2000年着手改革，要求医药分开，意图从根本上改变药品供给和消费的低效率，减少过度用药，控制药品支出。

然而，尽管政府做足了准备，但韩国国内仍然发生了医生罢工大潮。罢工成功迫使政府修改了计划：不但将医生的收费提高了44％，而且，３次给医生长工资，并增设处方调剂费。这样一来，消费者的医疗消费非但没有下降，而且还见上涨。更严重的问题是，强制性的医药分开并没有充分激励医生去开具有成本－效益的药。在医药强制分开后，韩国有调查显示，医生反而开更多品牌和贵的药。并且，医生还想方设法通过检验和检查，通过多使用医疗器械来代替药品，此外，医生还与附近药房的合谋，以维持他们的收入。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患者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这决定了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发达国家，尽管医药分开已经比较成熟，但医生在选择药品上，仍然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对医药进行分开核算、分别管理，但是，只要允许药品品牌出现，以“开方费”促销药品的方式就不会消失。医生的道德水准是最后一条防线。依笔者看来，一个科学、合理程序和机制固然重要，但医生作为医疗过程中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他的良知则永远是最重要的。在这个角度看，要想令“医药分开”达到预期目标，任重而道远。